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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科技的交鋒──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談起

 

政大英語系 陳超明
 
一、前言
“主要是你,聖靈啊!你最愛的
廟宇乃是純潔正直的人心,
...........
......:請你照亮
我的愚昧,提拔我的卑陋;
使我不辜負這偉大的題材。“(《失樂園》)
 
  密爾頓在《失樂園》詩中,祈求聖靈開啟他的智慧,幫助他來創作,這種“天賜“的靈視(vision),正是文學家一直引以為傲的才氣(talent)。文學家在面對外在的題材時所運用的創造力,一直被認為是種心靈與感情的運作(也是天賜的),有別於理性思考的分析能力。這種感情與理智的二分法,凸顯了傳統以來文學與科學之間的基本論爭。不管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都不經意地指出文學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十九世紀的學者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就曾經說:“As civilization advances, poetry almost necessarily declines.” 詩的衰亡,在於詩的本質是“異化“(particularization),而科學的本質在於“分析“(analysis)與”類化”(generalization)。而知識的累積與增進,有賴於分析與類化,因此當文明越進展,人類就會創造更好的理論(better theories),詩也就越來越差了。
 
  科學中的analytic mind與文學的inspiration是否真的是一種對立關係?當文學工作者一再強調美感經驗的”再現”,科學界所追求的“真理“的重現,兩者之間是否沒有交集呢?美與真的追求、感性與理性的對立、想像力與分析力的拉扯、文學與科技的分立,正是十八、十九世紀科技萌芽時期以及二十世紀科技發展時期,人文學界與科技學界所面臨的課題。
 
二、理性與感性的二元迷思
 
  十九世紀可說是近代文明發展迅速的契機,舉凡重要的學門如心理學、物理、化學、甚至電腦理論,都在此時奠立了重要的基礎。但是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也正是浪漫主義興起的時代。一切強調個人經驗感情與超自然的神祕境界,在在推翻了啟蒙時期日益僵化的理性思維。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浪漫時期詩人如Wordsworth, Coleridge提倡的文學革命與心靈革命,正是試圖解放長久以來的analytic mind,強調“非理性的“感覺。但當Coleridge在提倡神祕經驗時,他的想像力運作,卻是一種統合、類化的能力;而詩人Keats在描述永恆的美感經驗時,也從唯物的觀點出發,以物象來詮釋永恆物界的存在。想像力的擴展,誠如Coleridge所說的,在於突破理性的思維,進入神祕的非理性的世界中,而分析力的介入,則使心靈的運作依現有的規則推演或歸納。但詩人在理論的推演或文字的運用上(尤其是牽涉到文字規則的突破),則往往有賴於分析態度的介入,在想像與分析的模糊地帶中,進行兩者都不認同的心智活動。這已經打破了感情與理智、想像力與分析力二元對立的迷思。到底文學工作者如何游離於這模糊的二元對立論辯,讓我們來回顧一些英國文學史。
 
三、文學與科技的文學發展:歷史與文化
 
  Raymond Williams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一書中,討論文化與文明的概念問題,他指出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兩詞在十八世紀之前似乎是兩個可以互換的概念。兩者都包含某種已發展的狀態(an achieved state of development),然而兩者在十八世紀後產生了分歧。自Rousseau到浪漫主義運動,人文學者將文明貶為“膚淺的、人工的、外在的(external)“,而文化則是賦予內在的(inner)及心靈的(spiritual)。最明顯的改變在於將宗教、藝術、文學與個人生活形態與文化結合,而一切外在的進步狀態(或進步所產生的威脅)都歸諸於文明(如物質主義、商業、民主制度、機械文明以及科技發展等)。在此一重新定義下,文化一詞常常成為文人或道德家反擊文明的工具,而忽略了文明卻是文化累積的成果。在此以英國文學的發展來審視文學工作者如何來處理“文化“與“文明“的兩大對立。
 
  英國十八世紀在啟蒙運動的籠罩下,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邏輯的介入,再加上經驗論的盛行,建立秩序與規範成為知識分子的迷戀(obsessions)。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一方面反應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維,試圖建立人類社會生存的有機體制,一方面卻也自覺地感受到邏輯論辯與理性分析的威脅。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作者藉著格利佛的觀察,諷刺Laputa中科學院所從事的科學實驗與哲學論辯,比如說在語言學院中,所從事的乃是將言談簡化成為單音節的字眼,省略所有動詞與分詞,因為在現實中的所有可認知的事物都是名詞。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來描述具有人類理性的馬國 Houyhuhnms,在此馬國中,人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類,受制於理性溫和的馬,在在顯示理性思考的吊詭。而在另一篇⟨一個小小的建議⟩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討論應將剩餘的小孩製成罐頭外銷,以解決愛爾蘭的貧窮問題,深具“想像力“。
 
  Swift這種反理性思考的論點,雖然簡化了(甚至誤解了)理性與科學思維的辯證邏輯,但是也具體地反應文人對理性思考的不信任。十九世紀的文人(包括浪漫詩人及維多利雅時期的作家),都以這種不信任與懷疑的態度來對待下一波的機械文明與資本主義。浪漫時期的詩人更以感情與想像力來對抗理智禁錮的心靈。William Blake在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中,以辯證手法來解構身體與靈魂、善與惡、內在與外在的二元對立;Wordsworth 在⟨忠告與答覆⟩一詩中,更以心靈與自然的對話,來指出理性思考與知識的侷限。
 
  Mary Shelley 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時期對人文與科技對立論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後文學工作者對科技發展懷疑與不信任的理論佳構。早期感情與理智、想像力與分析力、文學與科學的對立祇是意識形態,或許是基於對科學的誤解,或許是文學工作者的保守心態。但是當Dr. Frankenstein將科學的產品(科技的成果)化為人類的夢厭(The Monster),人文學者找到了攻擊的對象。人文與科技的對立已不可避免,也為人文學者找到了反科技決定論的依據。(這也是日後科幻小說的重要題材)。Mary Shelley的這本小說討論所謂natural philosophy所產生的危險與不穩定性,誠如Dr. Frankenstein所言:
 
A human being in perfection ought always to preserve a calm and peaceful mind, and never to allow passion or a transitory desire to disturb his tranquillity.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s an exception to this rule.  If the study to which you apply yourself has a tendency to weaken your affections, and to destroy your taste for those simple pleasures in which no alloy can possible mix, then that study is certainly unlawful, that is to say, not befitting the human mind.  If this rule were always observed; if no man allowed any pursuit whatsoever to interfere with the tranquillity of his domestic affections, Greece had not been enslaved; Caesar would have spared his country; America would have been discovered more gradually; and the empires of Mexico and Peru had not been destroyed.
 
  浪漫時期的想像力與感情的再現,其實並不完全是理性時期的反動或是全然的反智論。當Keats以亞當的夢來說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時候,其實已點出了文學與科學交集的地方。Coleridge對secondary imagination (第二層想像力)的定義時,也幾乎是在描述一種化學變化的過程。他說第一層想像力是人類心靈對外在世界的認知能力,而第二層想像力則是溶解、擴大、分散、及再創造的一種能力,是一種組合神奇的力量。
 
  文學與科技的對立肇基於文學工作者對科技威脅的恐懼,而非對科學本質的懷疑。維多利雅時期的文人,在這方面可能比其前輩文人包容一些。在邊沁的功利主義影響下,為了證明文學的“有用性“,維多利雅的文人被迫面對這個由機械文明與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但為了免於被貼上“反文明“的標籤,這些文人不得不重新結合文學與科技的發展趨勢。Carlyle 利用數學原理闡述人類快樂的泉源是博愛;John Stuart Mill的分析人格需要以Wordsworth 詩中的感情來灌溉;而Tennyson面對進化論的挑戰,卻以宗教的進化論來解決與淡化。在In Memoriam 一詩中,他說:
 
從低階的生命前進
形成人,出生、思考
行動與愛,進一步聯繫
我們與高貴的一族〔神〕
..........
所有的創造,通向唯一的上帝 
 
  Tennyson 的宗教進化論或許稍嫌粗糙,但Mathew Arnold 的文化與文明論辯則指出維多利雅文人的救贖之道。Arnold 承襲前述文化與文明的二元論,認為理性思考與機械文明將人類物化,在整個宇宙運作機制中(mechanism),人類祇是其中的一零件,是物質的、是沒有尊嚴的,使得人類心智陷入一種“無政府狀態“(anarchy)。如要拯救人類的文明,必須重新審視“文化“的價值。在《文化與無政府》一書中,他提到了希臘羅馬與基督教文化。他認為希臘羅馬文化中所強調的意識的自發(spontaneity of consciousness)才是對抗機械文明的主要力量。
 
  Arnold的文化論無疑地承襲浪漫主義的“感情論“,來對抗唯物世界的機械論。這種論點強調個人心智與感情的優越性,抵擋科學原理所規範的宇宙觀與其衍生的科技決定論,這也是二十世紀文學與科學論辯的另一個戰場──科幻小說與電影──所要面對的課題。
 
四、文學與科學的論辯──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
 
  二十世紀對科技發展的悲觀論與樂觀論,表現在兩大歷史事件中。一是廣島的毀滅,一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前者充滿了末世的悲哀與恐慌,後者則帶來人類無窮的希望與征服大自然的雄心。這兩件在幾世紀以來被認為荒誕不經的“壯舉“與“幻想“現已化為事實,這些曾是文學家所撰寫的題材化為真實事件,令人不安恐慌卻又振奮不已。
 
  “不安恐慌“與“振奮不已“,不僅是文學與科技文明對立的雙重心態,更是文學家正視科技問題所產生的兩種不同發展。一方面以讚嘆的眼光來詮釋與合理化人類科技的歷史事件,一方面又對其衍生的產物產生不信任感。這些都是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的題材,也點出幾世紀以來文學與科技交鋒的主要面貌。以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來介入人文與科技對話,正是符合這方面的矛盾與融合。
 
  任何討論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的文章與專書,幾乎都以定義科幻作品開始。Robert Heinlein在⟨科幻小說:本質、缺點、優點⟩一文中指出,科幻小說乃根據真實世界足夠的知識與對自然和科學方法完整的認知,「寫實地」推測可能發生的事物。Kingsley Amis 的定義,可算是最有名的,他說:科幻小說是種散文敘述,處理我們所知世界不會發生的情境。而此情境乃根據科技或類似科技的發明(不管是人類或外星人的科技),所推測出來的。在科幻文類中,很明顯的可看出創作者可以有意識地以文學的手法來審視科技問題,不管是樂觀地預測人類科技文明的優越性或是悲觀地闡述科技威脅論與人類心智的優越論,都帶起了另一波文化與文明的對話、心靈世界與物質世界的二元論、感情與理智的拉扯、人類與機器的戰爭。從這一觀點來看,科幻小說與電影一定有其濃厚的社會性與批判性。以下僅以條列的方式列出近來科幻小說與電影的一些內涵與主題:
 
1、人文世界的理性與合理化的解釋(魔鬼總動員)
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險記、星際巡航記、外星人的傳說)
3、烏托邦的記憶與建立(反烏托邦的省思──美麗新世界)
4、文明與科技的懷疑(科學怪人、機器人的神話、網路上身)
5、人文的關懷(生態與科技──侏羅紀公園)
6、視學與想像力的開拓(時間機器、星際大戰、回到未來)
7、超人神話──機器戰警、生化人、超人
8、後現代社會的省思──網路的虛擬世界
 
  從這些主題與內涵來看,可知科技的優越性與人性的關懷一直出現在科幻作品上,也代表文學工作者還是帶著維多利雅時期以來文化與文明對峙的心態,來處理人文與科技對立的問題。但是從這個表單也可以看出這方面的發展是否也正從對未知世界的探險、懷疑,轉化成想像力的開拓與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電腦網路的權威式的擴展,逼迫文學工作者不再僅僅認同網路科技威脅論(如網路上身),更進一部探討人工智慧的運作與網路上的文學斷裂現象(fragmentation) 。下一波的文學與科技的交鋒,將從文學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間移到科技學者的網路空間。當文學家在電腦上尋找創作的可能性,想像網路出版、多媒體創作、人文資料庫的建立以及思索網路的群體與個體疏離等問題時,科學界可能又可以如十九世紀的進步論者般,嘲笑文學的非理性與“粗糙的“心智發展。